红瓦黑瓦

主角是傅绍全,乔桉,马水清的小说叫《红瓦黑瓦》，它的作者是曹文轩倾心创作的一本文学、社会文学类型的小说，情节引人入胜，非常推荐。主要讲的是：我们无法回避现代形态的小说。文学史必须正视它。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功德无量。但，我们在对它做出足够的赞颂之后，却必须看到它所走的极端。我们更应该看到：它的荣誉是以牺牲古典形态的小说为代价的；一些极端偏激的批评家们，在一味推崇它时，却忽视了古典形态小说一如从前、依然青春这一事实。

其实，我们可以对现代形态的小说以及促使现代形态小说产生的依据，提出种种质疑——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先验的无需证明的判断，即终极关怀是小说的根本使命。为什么说小说对人类的关怀就一定应是这样的终极关怀呢？这种结论又是谁赋予的呢？终极关怀与小说的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人为的还是原先就在的？又有谁去令人信服地证明过古典形态的非终极关怀仅其价值而言就一定要比现代形态的终极关怀来得低下？这到底是两种只具并列关系的形态还是一种递进关系的形态？

其次，我们可以很“功利”地怀疑：当人类需要最起码的实际关怀时，如此终极而玄虚的关怀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人类连最起码的平等自由没有、最起码的物质条件没有、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利没有、最起码的个人尊严没有，那些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过也根本无从觉察的终极关怀，他们需要吗？又能消受得起吗？

事实上，由于现代批评对现代形态小说在价值上的独断性评价，导致了当今小说一窝蜂地放弃了古典形态小说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小说完全失去了实在的社会功能，成了少数学者、专家在书斋与会议室中讨论的精神闲食与贵族生活的精神奢侈品了。

一味地形而厶就一定是我们要选择的方向吗？黑格尔当年讲，文学最终将与哲学汇合而消亡。我赞同文学与哲学的汇合。

但假如说这种汇合是以消亡文学为代价的话，那么，我宁愿拒绝这种汇合。

现代形态下的小说，乃至整个现代形态下的文学，无法推卸这一点：它们给我们带来的是冷漠与冷酷。也许，这并不是它的本意——它的本意还可能是揭露冷漠与冷酷的，但它在效果上，确实如此。小说失去了古典的温馨与温暖。小说已不能再庇护我们，慰藉我们，也已不能再纯净我们。我们在那些目光呆滞、行动孤僻、对周围世界无动于衷的现代形象面前，以及直接面对那些阴暗潮湿、肮脏不堪的生存环境时，我们所能有的只是一种地老天荒时的凄清与情感的枯寂。

托尔斯泰、雨果、契诃夫、鲁迅以及沈从文等小说家所创造的古典形态下的小说所具有的悲悯精神，在这个恰洽缺乏情感的现代社会，难道还不是一个显赫的问题吗？当今小说难道没有重新找回这一精神的必要吗？

对思想力量的迷信和对荚感力量的轻看，是十足的偏颇。美感与思想具有同等的力量。一个人轻生，任何思想的说服，也许都无济于事。但如果这个人这一刻站在青青的草地上，看到天边的云彩下走过一个天使般的小女孩，也许就会觉得世世界很漂亮，活着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就会放弃轻生的念头。颓唐的安德烈公爵，躺在血染的沙场上，正是在看到了一片美丽而高远的俄罗斯天空后，重又获得生存的勇气的。

现代形态的小说拒绝美感是荒谬妁。

现代形态的小说与古典形态的小说相比，不具有进化论意义上的价值。它们只是两种并列的形态。

古典形态的小说，在得了当下精神的光照、获取生活给予的鲜活的新内容之后，依然可以再现青春之活力。

近来我连续看了几十部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我得出一个结论：那个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满街溜达着玩世不恭百无聊赖的嬉皮士、到处闪动着留了“庞克”发型的怪人们的身影的西方世界，被民众们广泛接受并被那些权威机构认可的影片——《克莱默》、《钢琴课》等，恰洽是非常古典的。于是，我就怀疑起这些年来我们的批评家们的工作。他们似乎把西方边缘性的、非主流的文学艺术无节制地夸大与强调了，从而给中国的作家们形成了一个特大的错觉，仿佛西方世界的文学艺术无一例外地全都滑入了现代形态一路。

文学的古典与现代，仅仅是两种形态，实在无所谓先进与落后，无所谓深刻与浅薄。艺术才是一切。更具悖论色彩的是，当这个世界日甚一日地跌入所谓“现代”时，它反而会更加看重与迷恋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情感的慰藉，能在喧哗与骚动中创造一番宁静与肃穆的“古典”。

我在理性上是个现代主义者，而在情感与美学趣味上却是个古典主义者。《红瓦》顺从了后者。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五日凌晨于北京大学燕北园